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经历了深刻且剧烈的演变。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显著的抬头趋势，国际贸易体系以及全球价值链正经历着深刻而广泛的重组。二是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遭遇困境。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随即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近日又推动美众议院通过减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其中包括终止关键清洁能源税收抵免的条例。与此同时，为应对全球竞争格局变化，欧盟也将战略重心转移至强化其工业竞争力，出台一系列提案，简化和调整多项绿色监管法规。
一直以来，贸易政策与气候政策之间存在着复杂且微妙的互动关系，而当前全球局势的变化，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陷入“贸易困局”。一方面，各国在气候政策工具选择和实施力度上的显著差异，在气候政策实施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生产成本与市场竞争力，进而改变国际贸易格局，并引发贸易摩擦，甚至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合理”的借口。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政策也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的再次抬头，阻碍了绿色产品的跨境流通，限制了绿色技术的全球扩散，削弱了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严重掣肘全球净零转型进程。
一、全球气候政策分化及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各国碳价差异显著
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各缔约国依据自身国情，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目标和实施方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国气候政策的实施力度也千差万别，典型体现于各国的碳价（包括碳税和碳市场的价格）差异巨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4年各国的碳价从160美元到0.62美元不等；其覆盖的本国碳排放的范围，从20%以下到80%以上不等。全球主要的碳排放经济体中，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的碳价为61.3美元/吨，并曾在2023年一度达到96美元/吨；中国全国碳市场的价格约为12.6美元；美国仅有区域性的碳市场；而印度尚未建立碳定价机制。[1]
碳价的显著差异导致不同经济体在减排成本分担上呈现出不均衡态势，部分经济体因碳价较高而肩负更沉重的减排成本，而另一些经济体则可能利用低成本优势吸引高碳产业转移，从而形成一种“搭便车”现象。以EU ETS为例，其碳价远高于全球多数经济体，随着ETS改革的推进，市场预期的增强进一步推高了碳价，加剧了价差的扩大。而这种扩大碳价差异的效应引发了区域内企业的强烈反弹，例如2021年欧盟计划大幅削减免费碳排放配额时，欧盟钢铁协会等行业组织明确指出，此举将严重削弱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3]。
与此同时，低碳价地区一边享受全球减排努力带来的成果，另一边凭借成本优势吸引高碳产业转移，进而增强了本国产业的竞争力。但是，这种产业转移也导致这些国家的减排进程因接入高碳产业而被迫延缓。上述现象被称为“碳泄漏”（Carbon leakage），即严格气候政策可能促使高碳产业向碳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从而抵消全球减排努力的效果。为应对碳泄漏风险，欧盟、英国已相继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要求出口至欧盟和英国的特定产品支付因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碳排放成本差异所产生的费用。此外，加拿大也显示出实施CBAM的政策倾向[4]。然而，欧盟CBAM的推出引发了广泛争议，众多国家表示反对。反对者认为，CBAM会引发贸易摩擦，甚至可能被用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从而阻碍全球气候合作。在这个背景下，国际社会需要寻求平衡，确保气候政策的实施既能够有效推动全球减排，又不会引发新的贸易壁垒或不平等竞争。
（二）各国气候政策工具差异
除了碳价外，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所实施的政策本身就存在很大差异。这些气候政策中的绝大多数主要针对经济体内部，但也有一定数量的政策会对国际贸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图1所示），其中包括碳定价、绿色补贴、绿色标准制定与气候信息披露、进出口限制型措施、绿色政府采购等。
图1 对贸易有影响的气候政策示例
来源：作者整理
在各类政策中，碳定价被认为是减排效率最高的工具，但其目前实施的范围仍然有限。数据显示，全球有53个国家建立了碳定价机制，仅覆盖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4%[5]。与此同时，各国对绿色产业的补贴规模正在快速扩大。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2022年各国政府推出的清洁能源和绿色技术创新补贴政策较2018年显著增加。其中，中国和美国实施的补贴计划数量最多，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紧随其后。[6]
在气候政策工具选择上，主要经济体表现出明显差异。欧盟主要依赖碳定价机制，同时在绿色金融和市场监管（标准、披露等）领域处于国际前沿。美国没有联邦层面的碳定价机制，在拜登政府时期主要采用绿色补贴的方式鼓励绿色产业发展。中国则主要实行财政补贴、行业性的行政法规以及绿色信贷政策等。
这些差异化的气候政策路径，加大了不同国家间产品“隐性”碳成本的差距，最终影响一国的行业全球竞争力。布鲁盖尔研究所的Kleimann（2023）[7]认为，补贴政策会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对本国产业的扶持越强，越有可能重塑全球市场竞争态势。如若因为国际竞争形势改变，引发各国补贴竞赛，这将加剧国际政治紧张局势。并且由于各国财力差异显著，在这种背景下，财政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因此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承受更大压力。
其他不少研究也反映了气候政策对各国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影响。Chateau, Jaumotte & Schwerhoff（2022）[8]对四个高能耗密集、高贸易暴露的行业（EITE）[9]的产业竞争力进行了模拟，结果显示，如果一部分国家实施绿色补贴（中、印、日、美），另一部分国家主要采用碳税（加、欧盟、英），则采用碳税的国家竞争力相对下降，而实施补贴的国家贸易份额小幅增长。但实施补贴的国家会面临更高的经济成本，因为补贴政策需要通过提高税收收入来实现，这一政策相较碳价而言经济成本更高，对GDP的损失影响更大。IMF（2022）[10]的报告显示，美国基于补贴的气候政策与欧盟基于碳定价的气候政策将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显著影响：欧盟地区的投资将受到抑制，美国的投资将增长，资本将因此从欧盟流向美国，最终增加欧盟的经常账户盈余，并缩减美国的经常账户盈余。
作为全球气候行动的引领者，欧盟和英国也重新审慎评估了气候政策对企业成本的影响，并开始调整战略重点以加强本土企业的竞争力。2025年2月，欧盟正式公布综合法案（Omnibus Package），其中对多项绿色监管法规进行了适度放宽与优化调整，包括企业可持续报告指令（CSRD）、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CSDDD）以及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核心政策工具。这一系列举措旨在降低本土企业合规成本，提升本土企业的竞争力。[11]
二、气候与贸易困局：保护主义倾向及高碳补贴
（一）部分气候政策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在推动绿色产业发展的进程中，部分产业政策往往被赋予创造本国就业的宣传标签，但却有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颇具代表性。2022年，拜登政府正式签署这一法案，其中包含高达 3690 亿美元的气候与清洁能源投资，具体投资领域涵盖多个方面，例如针对购买电动车、光伏设备给予税收抵免；为电动车、电池等清洁能源制造企业提供投资税收抵免与补贴；对清洁能源产业链（包含原材料）给予投资补贴；推动电网等能源基础设施的升级与改造等。这些政策普遍设定了“本地化要求”，即要求补贴对象必须使用本国产品或服务。
除美国外，欧盟在《净零工业法案》中也设定了明确目标，计划在 2030 年前将主要绿色技术制造产能提升至部署需求的 40%[12]。日本则通过《绿色转型（GX）基本方针》，在氢能、电动车电池等领域加大对本国企业的扶持力度，强化供应链安全与自主能力[13]。
这类本土生产的限制性措施虽然能够使本国生产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竞争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与创新动力，并且通常会导致产品价格上涨、质量下滑、选择范围缩小，进而阻碍清洁技术与产品的广泛应用。正如 Charnovitz（2014）所指出的，此类贸易限制措施不仅无法提升全球整体福祉，对实施国自身而言也是弊大于利。因为这不仅增加了实施国消费者的成本负担，还可能使该国错失借鉴外国成功经验、拓展出口市场的宝贵机会。[14]
（二）部分贸易政策实质上是对高碳行业的隐性补贴
除了气候政策可能造成贸易保护主义上升，贸易政策也会影响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效果。研究认为，各国贸易政策（例如关税）对高碳排放行业形成的隐性补贴，实际上高于对于绿色行业的补贴。Shapiro（2020）[15]基于各国贸易壁垒和行业碳排放的数据显示，产业链上游的行业通常碳强度更高，但获得的贸易政策优惠度也更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更低）。从全球来看，高碳排放行业相对于清洁行业享受的贸易政策优惠，相当于每吨CO₂获得85-120美元补贴，远超碳排放40美元/吨的社会成本。这主要源于两个政治相关的因素。一是高碳行业多位于产业链上游（如钢铁、化工），而清洁行业通常处于下游。下游行业有很强的动力游说政策制定者对自身的产品施加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同时为其直接或间接使用的投入品争取低关税，以降低生产成本。而终端消费者组织松散（Olson，1965）[16]，难以影响政策制定者。因此，上游产业（通常污染程度更高）的自由贸易程度更高，而下游产业（通常更为清洁）的贸易壁垒较高。另一方面，由于高碳行业就业弹性较低，政府也更倾向于通过贸易保护措施维护就业敏感的下游清洁行业（如光伏设备制造业），导致下游行业的贸易壁垒更高。上游行业面临更低的贸易壁垒可以被理解为获得隐性补贴。Shapiro（2020）的研究指出，要改变这种实质上补贴高碳行业的现状，需要降低针对清洁产品的额外的贸易限制，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优化。
（三）全球低碳技术贸易受到严重限制
实现《巴黎协定》气候目标需要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应用低碳技术（LCTs）[17]，但这些技术的创新主要集中于中国，以及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少数发达经济体（Probst et al.，2021）。这种集中分布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构成了挑战——这些经济体虽然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强度显著高于发达国家（Capelle et al.，2023）[18]，却往往缺乏 LCTs 的自主生产能力。国际贸易是推动这些低碳技术降低成本并扩散到发展中经济体的关键渠道。一方面，贸易增长能促进低碳技术投资，同时，能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技术成本——例如，太阳能光伏发电的累计产能每翻一番，其价格就会下降22.5%（Creutzig et al.，2017）[19]；另一方面，它还能加速低碳技术向其他国家扩散（Probst et al.，2021）[20]，从而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脱碳进程。
Pienknagura（2024）[21]的研究表明，贸易政策显著影响LCTs的跨国流动。数据显示，低碳技术进口对关税变动高度敏感——年度关税一个标准差的波动会立即引发5%以上的进口量变化，并在两年内达到近10%的峰值影响。研究特别指出，若 EMDEs 全面取消低碳技术的关税，其进口规模可提升30%，这一效应甚至超过1990年代末贸易自由化鼎盛时期的平均关税削减效果。反之，保护主义政策和全球经济碎片化将严重制约低碳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与应用。
然而，低碳技术的扩散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呈分化态势。Ghebrihiwet & Kong（2025）[22]统计了 LCTs 产品的贸易情况，他们发现，2015年以来，发达经济体之间的 LCTs 贸易量增长了78%，但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仅增长12%，对低收入国家出口甚至下降了4%。这种分化在研发密集型产品（如水文仪器等可再生能源研究设备）上更为显著——同期发达国家间贸易增长超20%，而对发展中经济体出口却下降20%。虽然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主要 LCTs 供应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仍保持增长，但其增速不足以支撑这些国家实现实质性的低碳发展和脱碳转型。
Ghebrihiwet和Kong（2025）的研究也揭示了 LCTs 贸易分化的原因：发达经济体正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推手。研究发现，尽管历史上新兴市场更频繁实施贸易限制，但近年来发达经济体针对低碳技术的限制措施显著增加——2023年，占样本20%的发达经济体贡献了42%的新增低碳技术贸易壁垒。这些限制措施集中在2022-2023年中美欧贸易摩擦中涉及的机械设备、太阳能反射器和可再生能源电力变压器等关键产品上，主要影响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泰国等新兴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发达经济体还在持续增设低碳技术出口壁垒（不含制裁措施），其中研发密集型产品受限尤为严重：23种研发相关产品中有20种面临至少一项限制，远超非研发产品约40%的受限比例。这种保护主义态势不仅会阻碍技术外溢、延缓气候技术创新，还可能进一步加深全球技术鸿沟，最终拖累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进程。这一结论与Kleimann（2023）的研究发现相互印证。[23]
三、区域绿色贸易合作可作为破局之策
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各国气候政策的异质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显性”或“隐性”碳价差异将长期存在。如果各国仅关注国际竞争并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将导致集体行动困境，使全球低碳转型与技术扩散面临严峻挑战。
世界贸易组织（WTO）学者Bellelli和Xu（2022）的实证研究表明，绿色贸易合作对绿色技术扩散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绿色补贴与支持措施的增加会推动绿色商品贸易的增长，且这些政策越早实施，其累积效益越显著。相反，延迟实施此类政策将加剧经济对高污染出口和技术的“锁定”效应，从而提高转型成本。此外，诸如检疫要求、进口配额、过境管制等非关税壁垒会显著抑制环境商品的进出口。事实上，绿色贸易合作的尝试早已存在。自2014年起，世界贸易组织（WTO）的18个成员方组成“环境产品之友”，以开放式诸边谈判的形式正式启动《环境产品协定》（EGA）谈判。该谈判基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环境产品清单，旨在促进环境产品的自由贸易。然而，由于各成员方之间存在较大分歧，谈判最终陷入停滞。[24]
在大国间绿色贸易便利化合作推进困难的背景下，小型经济体之间的气候贸易合作显得尤为重要。2024年，瑞士、新西兰、哥斯达黎加和冰岛四国签订了《气候变化、贸易与可持续发展协定》（ACCTS）。该协定在四国之间推动了绿色贸易的多项举措，包括化石能源补贴的退出改革、降低绿色产品与服务的关税壁垒以及非关税壁垒的便利化等。这一协定为全球加速推进区域气候贸易合作提供了一个范例。
自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以来，全球气候治理亟需新的引领者。对中国而言，这一变局既带来了严峻挑战，也孕育了重要机遇。鉴于自由贸易对于全球气候合作的重要性，中国应通过加强区域间的绿色贸易和投资合作，在帮助区域内发展中国家获取低成本绿色技术并推动这些国家绿色产业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执笔人：何晓贝，张静依）
注释：
[1] World Bank.(2024).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dashboard [Interactive dashboard]. Carbon Pricing Dashboard. 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compliance/price.
[2] Eurofer. (2022, May 24). Open letter by the CEOs of the EU steel industry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Member States [PDF]. European Steel Packaging Association. https://www.steelforpackagingeurope.eu/wp-content/uploads/2024/03/Open-Letter-by-EU-steel-CEOs-on-ETS_CBAM_20220524_final.pdf
[3] Jacquemin, B., et al. (2022, June 2). Open letter by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CEOs on ETS and CBAM [Letter to policymakers]. Cerame-Unie. https://www.cerameunie.eu/media/be2fe1k2/20220602-ceos-letter_ets_cbam.pdf
[4] Government of Canada.(2025,January)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finance/programs/consultations/2021/border-carbon-adjustments/exploring-border-carbon-adjustments-canada.html
[5] World Bank. (2024).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dashboard [Interactive dashboard]. Carbon Pricing Dashboard. 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compliance/price.
[6] Signoret, J. E. (2024, June). Green subsidies database: Data for Unfair advantage - Distortive subsidies and their effects on global trade (English). World Bank Group.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099644006032423503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099644006032423503.
[7] Kleimann, D. (2023). Climate versus trade? Reconciling international subsidy rules with industrial decarbonization (Policy Contribution No. 03/2023). Bruegel. https://www.bruegel.org/policy-brief/climate-versus-trade-reconciling-international-subsidy-rules-industrial-decarbonisation.
[8] Chateau, J., Jaumotte, F., & Schwerhoff, G. (2022). Climate policy options: A comparison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IMF Working Paper No. 22/24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22/12/16/Climate-Policy-Options-A-Comparison-of-Economic-Performance-527313.
[9] “钢铁”、“化学品”、“非金属矿物”和“纸浆和造纸”。
[10] External Sector Report. (2022, Chapter 2). Climate policies and external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s://doi.org/10.5089/9798400214943.085.
[11] European Commission. (2025, February). Omnibus package. https://finance.ec.europa.eu/news/omnibus-package-2025-04-01_en.
[12] 李思奇，金扬凯.（2023）. 欧盟《净零工业法案》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J]. 国际贸易，10，35-45. https://doi.org/10.14114/j.cnki.itrade.2023.10.008.
[13]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2/02/20230210002/20230210002.html
[14] Charnovitz, S. (2014). Green subsidies and the WTO (Research Paper No. RSCAS 2014/93).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https://doi.org/10.2139/ssrn.2512407
[15] Shapiro, J. S. (2021). The environmental bias of trade polic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6(2), 831-886. https://doi.org/10.1093/qje/qjaa042
[16]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7] 一般来说，低碳技术是指比传统能源技术污染更少，并将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技术。这些技术通常包括太阳能、风能等发电技术，电池等储能技术，以及电动汽车等清洁交通工具等Pienknagura（2024）。
[18] Capelle, D., Kirti, D., Pierri, N., & Villegas Bauer, G. (2023).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at the firm level: Mind the laggards (IMF Working Paper No. WP/23/24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23/11/22/Mitigating-Climate-Change-at-the-Firm-Level-Mind-the-Laggards-541713
[19] Creutzig, F., Agoston, P., Goldschmidt, J. C., Luderer, G., Nemet, G., & Pietzcker, R. C. (2017). The underestimated potential of solar energy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Nature Energy, 2(9), 17140. https://doi.org/10.1038/nenergy.2017.140
[20] Probst, B., Touboul, S., Glachant, M., & Dechezleprêtre, A. (2021). Global trends in the invention and diffusion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technologies. Nature Energy, 6(11), 1077–1086. https://doi.org/10.1038/s41560-021-00931-5
[21] Pienknagura, S. (2024). Trade in low carbon technologies: The role of climate and trade policies (IMF Working Paper No. WP/24/07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24/03/29/Trade-in-Low-Carbon-Technologies-The-Role-of-Climate-and-Trade-Policies-546944
[22] Ghebrihiwet, N., & Kong, X. (2025, March 6). Trade dynamics and restrictive measures: Shaping access to low-carbon technologies in developing markets [Blog post].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media-center/blog/2025/trade-dynamics-and-restrictive-measures-shaping-access-to-low-carbon-technologies-in-developing-markets.html
[23] Kleimann, D. (2023). Climate versus trade? Reconciling international subsidy rules with industrial decarbonization (Policy Contribution No. 03/2023). Bruegel. https://www.bruegel.org/policy-brief/climate-versus-trade-reconciling-international-subsidy-rules-industrial-decarbonisation
[24] 陈红娜， & 黄德生. （2024）. 绿色贸易引领国际经贸规则重塑. 中国外汇， 20， 13–17. https://doi.org/10.13539/j.cnki.11-5475/f.2024.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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