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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F观点
气候政策

全球气候投资的政策框架

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减缓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的投资。投资领域主要包括新能源发电和存储、智能电网、交通、建筑和工业领域的电气化及能效提升、绿色基础设施(例如充电桩)、氢能和航空燃料等。此外,还需要投资于低碳和净零技术的研发,比如碳捕集、封存与再利用技术(CCUS)。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测,未来十年全球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所需要的投资总额为 6-10 万亿美元,相当于目前投资额的 3-6 倍。其中,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方面的潜力更大,需要的投资额度也更多。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显示,发展中国家在 2030 年前,每年需要投资 2 万亿美元用于减缓气候变化,相当于发展中国家投资总额的 12%(目前仅有 3%)。然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公共投资的能力都非常有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指出 80-90% 的气候投资需要来自于私人部门。

如何引导大规模的私人部门投资进入气候领域?理论上,合理的碳价水平是引导投资从高碳领域转入低碳领域的主要方式。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碳定价机制在全球的覆盖范围还比较小,碳价格也远低于所需水平。即使各国建立了碳定价机制,吸引大规模投资仍然面临诸多壁垒。首先,新能源等投资的特点是前期固定投资很高,例如需要新建大规模基础设施,且 CCUS 等低碳技术的前期研发成本高,技术溢出效应难以内部化,阻碍了私人资本投资。其次,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资金成本过高、金融市场不发达是气候领域投资的主要障碍。最后,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也影响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决策。

为了破除上述几个主要壁垒,国际上目前支持气候投资的政策主要包括绿色补贴(产业政策)、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以及气候信息的金融监管框架。


绿色补贴

考虑到气候领域的投资具有正外部性以及前期投资很高的特点,补贴政策理应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已经在新能源和电动车领域实施了较大规模的补贴政策。近年来,美欧等传统上不太支持产业政策的经济体也纷纷推出大规模的绿色补贴政策。例如,美国于 2022 年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联邦政府将提供 3690 亿美元的绿色补贴和税收减免。欧盟近年来也出台了包括《绿色新政》在内的多个绿色产业支持法案。为了应对美国的产业政策,欧盟在2023 年进一步推出《净零产业法案》草案,目标是支持各成员国为重点领域的气候投资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特别关注光伏、风电、电池、CCUS 在内的八个绿色产业。

尽管绿色补贴有助于降低低碳技术的成本,但目前欧美出台的补贴政策存在很大争议,因为这些政策以供应链安全和就业岗位为由,要求产品本土制造的比例不低于 40%(或更高的水平)。全球的绿色补贴竞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市场扭曲(对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的区别对待)、重复投资和更高的财政成本。


央行政策

金融政策也可以在提升气候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投资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资金成本太高[1],这是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稳定性较差、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因此国际资本通常要求更高的回报。同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市场透明度较低,许多企业面临融资约束,不容易从金融市场上获得融资。为了克服这些市场缺陷,一些央行采取优惠性信贷政策,激励商业银行为绿色项目提供低成本资金。例如对商业银行的绿色贷款提供更优惠的利率(例如中国的再贷款)、要求商业银行维持一定的绿色贷款规模等,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等国都有丰富经验。除此以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的央行支持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购买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债券或者股权,来鼓励这些机构为绿色项目提供支持。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担保等机制改善绿色项目的风险收益比例,使其符合私人部门的投资需求。

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比较成熟,央行一般都遵循“市场中性”原则;但一些央行(欧洲中央银行和英格兰央行)也在反思既有的货币政策是否对高碳和低碳行业的融资成本产生了非中性的影响。一些研究认为,由于市场并非完全有效,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券,目前的市场价格均未能系统地反映企业面临的气候物理风险和气候转型风险,因此遵循“市场中性”的货币政策并不真正“中性”。另一些研究显示[2],由于金融摩擦的普遍存在,高碳行业比低碳行业更容易在债券市场上获得融资,这使得既有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实施的资产购买计划)实质上更有助于降低高碳行业的融资成本。因此,一些专家学者认为需要重新定义“市场中性”。基于这些考虑,英格兰央行曾经实施的企业债券购买计划(CBPS)中,向有减排潜力、制定了有效减排计划的企业提供了倾斜措施。欧洲中央银行也将气候行动方案纳入货币政策,根据气候因素调整资产购买计划和抵押品范围。

当然,并非所有国家的央行都认可带有行业倾向性的金融政策。例如美联储明确表态,认为央行不应该主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各国的央行选择不同的做法,与各国央行的法定职责、央行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以及各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都有很大关系。


建立适应气候转型的金融监管框架

即便有了财政补贴和金融支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仍然是进行气候相关投资的重要障碍。投资者需要根据数据做出投资决策,例如衡量气候相关因素对项目产生的财务风险和收益的影响、以及项目的气候(减排)效益等等。如果投资者并不能区分“绿色”资产和“棕色”资产,或减排效益好的项目和减排效益差的项目,就无法规划资金进入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域。但是这些气候相关的数据和信息通常都不可得或不可靠,以至于资产难以被有效定价。因此亟需建立气候信息的监管框架,包括可靠的数据、符合减排目标的标准和目录(taxonomies)、以及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等,其目标是提高市场透明度,创造有利于气候投资的环境。例如,由于金融市场上“绿色”、“ESG”、“可持续”等标签的使用缺乏一致性,2023 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英国行为监管局(FCA)均出台金融产品的标签和命名规则,要求带有“气候”或“ESG”名称的基金必须投资到相应的领域,以加强市场透明度。

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为严重,气候相关的数据缺口更大。为了引导国际资本进入气候领域,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气候信息的监管框架方面与国际接轨,建立跨国可比的气候数据和信息披露标准。堪称里程碑的事件是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于 2023 年正式发布气候信息披露准则,标示着全球正在形成统一的可持续披露体系。中国香港地区、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新加坡等多个国家或地区已表态将采用 ISSB 标准,这意味着企业 ESG 信息披露方式将转变成为对资本市场负责的规范方式,从而为国际投资者创造友好的投资环境。


问题和展望

虽然主要国家都设定了碳中和目标,但大部分国家并没有明确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政策路径,主要原因在于很难权衡减排与经济成本的关系。国际组织的研究显示,按照实现巴黎协定气候目标的路径,到 2030 年,气候政策本身对各国 GDP 的影响介于 -0.6% 到 -1.5% 之间[3]

近年来主要经济体均出台各类支持气候投资的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是期望绿色领域的投资能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降低减排措施(例如碳定价机制)带来的负面的经济影响。绿色投资在多大程度上能带来经济增长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包括投资的效率、技术进步的速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其他国家政策的溢出效应影响等等。总体而言,低碳转型意味着全球绿色产业拥有巨大潜力(有研究认为 2050 年全球绿色产业将达到 10 万亿美元[4]),如果一个国家的低碳产品和技术能够在全球市场占据更大的份额,则更有可能获得低碳转型过程中的经济红利。这可以解释各国对于绿色补贴政策的重视。

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比如美国、日本和中国)都在积极推出各类绿色补贴政策,只有欧盟建立了完整的碳定价机制。但是绿色补贴政策能否取代碳定价机制呢?事实上,尽管支持绿色产业的政策有助于降低新能源的成本,但降低新能源的成本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降低全社会的碳排放量;因为能源成本下降可能导致全社会的能源消费增加,反而造成全社会的碳排放量上升。因此,如果不直接采取减少化石能源的措施,仅仅通过补贴支持新能源的发展,就意味着需要持续且大规模的补贴,直到能源价格低于化石能源的成本才能使化石能源退出市场。根据 IMF 近期的研究[5],在实现相同减排量的情况下,补贴政策的经济成本远远高于碳定价机制。

基于上述考虑,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组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碳定价在理论上是最有效率的政策工具,但由于现实中各个国家面临不同的约束条件和市场摩擦,各类政策的实施成本也有差异。最优的政策组合应该能够权衡减排效果、经济成本和公众接受度等各方面因素。更重要的是,国际层面的气候政策合作(或不合作)会带来深远影响。由于发达国家的财政实力较强、金融市场更发达,绿色投资竞赛很可能会加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低碳技术方面的鸿沟,削弱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的能力。从公正转型的全球视角来看,有必要引导更多国际资本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领域。为此,发展中国家积极行动、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可持续金融监管框架至关重要。


[1]IMF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October 2022/ October 2023

[2]例如 M Papoutsi, M Piazzesi, M Schneider. 2022. How unconventional is green monetary policy? Mimeo

[3]Black et al (2022), He (2023)等

[4]以目前价格计算。Arup and Oxford Economies (2023)

[5]IMF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2023 Octorber; Capelle et al.2023



作者何晓贝博士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副主任